《中国近代史十五讲》读书笔记1
＊北京：中华书局，2008.7（2016.1重印）
#作者：陈旭麓：（1918-1988）中国近代史著名学者，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非常有名的大佬。
#本书比较古早经典，批判了很多特殊时代的较为极端的史学思潮，属于唯物主义史学，是近代史很好的入门级读物，主题兼容并蓄，十分丰富。
#个人向摘录和延伸（买了很久没读的书系列）
代前言
围绕历史的思辨,事实第一,立论第二,那是让历史说话,也即实践检验真理的准则。让历史说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尊重事实,事实是立论的基础,如果事实不实,游谈无根,立论就没有不歪的;一层是说一切设施,它的成效如何,要让事实表现出来,如果是违背客观规律的设施,就会受到客观事物的惩罚,即是历史说话。但是,用文字撰述的历史是通过人来说话的,撰述历史的人都有他的社会性,也都生活于一定的时空里,他们没有不受社会性的制约,也没有不受所在时空的制约的,不管撰述者如何忠诚于事实,是逃不出那个时空规定撰述者的情感和认识的。而史论比史编沾染的时空色彩更要多一些,如果撰述者立意触及现实,则史论更带政论色彩,“以史为鉴”,史是过去,鉴则今人,它客观地表述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史论是现实的人对历史的感发,它有无深刻的借鉴意义,是其有无价值所在，没有借鉴意义的史论是缺乏生命力的。但借鉴的现实性,应该得自历史的必然逻辑,决不应该是狗尾续貂,强加臆言。强加的臆言,很可能是对历史的亵渎,而对现实则是歪曲。
我们处在伟大的变革时代,一切都在变动和发展中,经常被这样和那样的思潮所吸引和困扰,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素养,没有洞彻事物的能力,仅凭一时直觉,追踪现实,借史发议,纵无恶心,也很难免于乖戾。“闻道潮头—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苏轼这两句诗(《游金山寺》,是说长江的潮势涨到一丈高,潮退了,金山的边岸还留下了一道道沙痕。我们的时代像浪潮一样,奔腾起伏,印在人们身上的“沙痕”就是自己的历史,我们不应该去磨擦“沙痕”,应该让“沙痕”作为省察自己的记录。
(1983年2月)
历史要立足于客观事实，而不是自己的臆测和直觉。史论只有立足于历史逻辑且价值，才具备借鉴意义。要记住，史实第一，立论第二。
扩展一下，论述的基点应该更多地是客观事实，而不是自己的主观臆测，否则很容易走偏，以后我要尽量注意。（毕竟查证资料信息很麻烦）
第一讲 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
历史线索
所谓历史线索，是指人们在认识客观历史时形成的一种考察历史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贯串于阐述历史的首尾，有似绳索贯串钱物，如唯物史观、进化史观、文化史观、英雄史观等等皆是。（p3）
历史线索不是外注的，而是历史自身所固有的；也不是离开人的认知由它自己报称的，而是主体对客体的反复认识和探索的结果。客体的历史千姿百态，近代历史更是森罗万象，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即使共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取径与结论也不会都一样。（p6）
矛盾、错综的社会历史，要有不矛盾的思维和线索才有可能理顺。（p7）
历史线索是引之弥长的观念化了的历史链条，链条不是光滑平直的，而是有一个一个环节的，这些环节就是产生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转折的年份。 …… 抓不住环节，也就很难理出历史变化发展的规律来。不分阶段是历史编纂学的倒退，其理由也许就在此。（p7）
关于历史线索，我粗略理解为从什么角度，用什么approach切入串联历史。历史线索的关键环节就是重大历史事件和转折的年份，这是理清历史变化规律的关键。
发展并不是顺滑或无序的，而是一环一环的。
事实上，由于资料的积累和认知上的深化，特别是对简单化、公式化思维方式的摒弃，有关近代史研究的范围及近代的含义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近代史的再探索。（p3）
对历史（其他学科也类似）的理解不能简单化，公式化，对人性的理解也不能脸谱化和二极管化。事实往往是多维且丰富的。
梁启超曾说过近代中国是一个过渡时代，他自己是一个过渡的人。他曾在《过渡时代论》中说：“姑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架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他虽没有能说出从哪里过渡到哪里，但他深深地觉察到传统社会在他面前已是无情地崩溃了，却又看不到新社会的成长，长期处于过渡的苦恼中。过渡，倒也道出了110年近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它被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又形成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从传统社会跨向另一个新式社会的大过渡。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是一个过渡形态的社会。（p5）
近代，一个过渡的时代。
第三讲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
改良主义：
列宁有过许多论述。他在1912年写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一文指出其原因说：
“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长足进步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使资产阶级过去那种对无产阶级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欧美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代表，不再用公开的直接的原则斗争来反对社会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维护私有制的绝对不可侵犯和竞争自由，而是越来越多地主张用所谓的社会改良来反对社会革命的思想。不是用自由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用改良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现代“先进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公式。”
这里明确地论证了改良、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所以列宁又说：“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革命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p35）
改良与改良主义是有区别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的是改良主义，绝不排斥改良。列宁指出，革命的胜利还不知在什么时间到来，“我们应当支持任何的改善，支持群众状况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真正改善。我们同改良主义者的区别，并不在于我们反对改良，他们赞同改良。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只是限于改良……”。改良主义者“只是限于改良”，把改良当作唯一的宗旨，与革命为敌，这才是列宁所坚决反对的。（p37）
改良行，改良主义不行，因为后者反/革/命。
近代中国是在革命和改良的不断变革中曲折前进的，充满了革命与改良之争。怎样正确地认识和分析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的辩证关系，改良的积极意义何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p38）
探讨部分全跳过了，大都是对过往史学的一些批判和修正。
革命是用暴力变旧质为新质，改良是以渐进的斗争形式推动旧事物向新事物转化，它们即是互相依存的，又是矛盾对立的。两者交叉地出现，或缓或急地促进社会的新陈代谢。过去，我们过分强调了革命与改良的矛盾对立关系，认为改良总是拖历史的后腿。（特殊时代的特殊情况）。为此，如实的论述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弄清改良与改良主义以及改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用，是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任务。
（1980年6月）（p57）
第四讲 道光是怎样一个皇帝
他不英武，也不昏庸，是一个勤政图治而无显著治绩的皇帝。（p73）
历代那么多皇帝，英武有建树的好写，平庸而无治绩的不好写，也不必写。道光两者都不是。他是一个处于历史转折、事变漩涡中颇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应该写；但是，怎样写出这样一种局势和这样一个皇帝及其间的深层关系，是要费力气的。（p73）
在王朝的通常情况下，道光不失为一个“守成”的君主，绝不是坏皇帝；可在转折的历史阶段，道光守其常而不知其变，则未必是一个识时务的好皇帝。所以，中国被英国的大炮轰出中世纪而进入近代，道光的脚也与之同时踏入了近代，但他的头脑却留在中世纪，依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世纪皇帝，从他身上找不到任何时代的气息。
（1988年5月）（p74-75）
道光皇帝是个中世纪皇帝，他既有古代意义上的的优点，亦有近代意义上的缺点。
关于中世纪等分期问题，现在学界应该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辨证地看就行了。
第六讲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
1.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开拓性的人物
我们上海复且有位学者朱维铮最近写了一本题为《走出中世纪》的书,第六讲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我看了以后,觉得很有意境,但应改一个字,改“走”为“轰”,近代中国不是走出中世纪的,而是被轰出中世纪的,是被人家的利炮坚船轰了之后,被迫走出中世纪的,可悲的是,有许多人被人家轰了还是不走,而李鸿章在两次。鸦片战争之辰开始走了,他接触世界,了解世界,当然不是李鸿章一个人,有一批人,但是这批人大都是围绕着李鸿章的,老一点的有丁日昌,郭嵩焘、沈葆桢,晚一点的有马建忠、薛福成,也包括郑观应。李鸿章则是这一批人的代表。
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有的同志认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开创人,这是不无道理的,我认为,说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比较合适,他是 19 世纪后期那个时代的开拓性人物。甲午战争时期或稍后,孙中山,章太炎还上书李鸿章,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李鸿章的身上。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李鸿章是那个时代推进中国近代化的代表人物。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李鸿章毕竟是个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清朝大官,他同封建统治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没有越出封建肌体。可贵的是,他给封建体制绽开了一个裂口,这是评价李鸿章与中国近代经济的基点,我们不能超出这个基点,超出这个基点就与当时的历史不吻合。
李鸿章跨出这一步,是我们今天召开专题学术讨论会,研究他的意义所在。李鸿章生活的时代,中国有四万万人口,而像李鸿章这样主张跨出国门,认识世界的人找不到一百个,李鸿章对世界的认识,时代的认识,比他同时代的人要高得多。我们研究洋务运动,离不开曾,左、李。在洋务活动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各有所长,可是,在认识世界、了解时代这一点上,李鸿章要比曾、左高出一筹。（p103-104）
“轰出中世纪”的说法感性而贴切。
2.李鸿章也有爱国主义之心,民族主义之情
过去说李鸿章崇洋迷外,投降卖国,铁证如山,我相信了。现在大幅度转变到说李鸿章有爱国思想，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这种戏剧式的变化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李鸿章还是李鸿章,这种戏剧式的变化,是政治上的需要反映到了我们的历史研究上来,当然,也因为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同志从封闭体中钻出来,走上了开放改革之路,观念不能不有所调整。在封闭体的时候，我们骂李鸿章是卖国贼，过了头。从开放角度来看,李鸿章又是一个开放性人物。所以我说,我们的历史研究,仅仅服从某个时候、某种政策的需要,非带片面性不可,过去我们讲一个人好,那个人简直好得是个完人:要讲这个人坏,那就是头上生疮脚底流能坏透了。因此,我们搞历史研究的同志自己对自己研究过程作一番认真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
(1988年）（p105-106）
李鸿章是近代大热门，争议非常之大。之前读杨国强老师《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的印象大概是李鸿章更多地选择了事功，与官场同流合污，在义理上不如曾国藩等等……
大概因为更多地选择了事功和现实主义，李鸿章才能在认识世界，了解时代上高出一筹吧。第一次看到说他是近代的开拓性人物，代表，在认识世界上高出曾、左一筹，长见识了。
对他的评价，我觉得“卖国”更多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替大清背锅，爱国爱清是没得说的。对正面影响要积极肯定，以及同时不能否认他的腐败和污浊，以及正视他的历史局限性。
第七讲 “戊戌”与启蒙
“戊戌”早过去了,“五四”也早过去了,现在已进入了历史的新时期，已在大力开展现代化建设,但我们是在没有取得或完成启蒙运动的胜利踏上新的征途的，启蒙的任务仍十分繁重，中国的大地上还有许多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心态和行为，文盲、半文盲就有两亿多，抵得上一个超级大国的人口；单以《解放日报》发行的《报刊文摘》而论，刊录的仅是部分报刊披露的世态,已有多少因愚昧造成的罪恶使你惊心动魄,尚有多少正在被愚昧和迷信捉弄的人们,从乡村到城市又有多少愚昧的网络在包围着不愚昧,不要说“五四”的民主与科学远是我们的未竟之业，就是“戊戌”的“开民智”也仍是我们的严峻任务。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需要一个伟大的新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不是政治运动，抢救教育，爱护教育，发展教育是现代启蒙的基石，它需要的是物体自身的经常运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也不是社会主义。
（1988年）（p119）
80年代的话了，现在已经改变了很多。但仍有地区存在着观念落后和愚昧的现象。
时代在变化，当时的新观念放在如今也许显得落伍，看来启蒙一直不能停止。
附：光绪略论
从戊戌政变八十余年来,对光绪有过无数讨论。最初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歌颂他的无上圣德；接着是另一派人章太炎则斥之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这些充满了派性和感情上的言论，很难说明真相。更多的人在论述清末这段历史时，对他的境遇无不寄以感叹，感叹他的软弱和不幸。这是在发历史的幽情，并不是郑重的评价。历史地指出其人及其作用的。要推范文澜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说的两句话:“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 （p120）
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甲午战争，二是戊戌维新运动，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也是光绪一生价值和命运之所系，尤其是后一件。他之所以有名，就是他在这个新陈代谢的时代激流中有过重要表现。（p120）
要区别感性，抒情，派性言论以及真正郑重的历史意义的评价。
要区分感性的抒发和理性的真相，不要混为一谈。
以及我对绝大多数的历史抒情都不感兴趣。
三个归纳的小标题：
1. 光绪“接受新思想”和“颇想有所作为”
2. 光绪“接受新思想”和“颇想有所作为”，是同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影响分不开的
3. 光绪是“百日维新”的实际决策者
（1979年11月16日）
曾刷文章刷到对康有为的批判，说他是大忽悠，我对此缺乏必要的认知，根据本书，康有为确实开拓了光绪帝的眼界，让他认识了西学和外国，大量学习，其积极性值得肯定。
茅海建老师对康有为和戊戌变法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未来有兴趣可以再深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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