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刚《西方思想史导论》第八讲 启蒙运动概说
＊西方思想史导论/彭刚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 （来自微信读书）
I. 整理
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文艺复兴后又一场思想运动
崇尚理性到无以复加
核心地带：18世纪的法国
历史背景
整个欧洲文化上的首都
君主专制到达顶峰
太阳王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
直至今日法国政府对社会生活的管理和渗透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欧洲国家
君主集权，把贵族们都圈养在凡尔赛，避免他们妨碍王权
民族国家的兴起
西方是以一个民族为主构成一个国家，美国例外
先入为主地认为：少数族群必然有一种脱离多数人为核心的统治架构
路易十五：法国陷入革命的罪魁祸首
After me，the flood，在我之后，洪水就要来了。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有的时候，革命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发生在冲突最激烈、被压迫者民不聊生的地方或时刻。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它想要变好的时候。
对于坏政府来说，前面的人造孽太多，当事者能够做好的余地已经非常小了。
一种心理期待和实际变革进程之间的巨大落差，反倒是造成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法国大革命 （1789年~？）
攻占巴士底狱（象征性的，此时已经没有关押反对派和异端的作用了）
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残酷或者说“彻底”
：“自由、自由，多少罪行假汝之名而行！”
相关小说
狄更斯《双城记》：“双城”指的是巴黎和伦敦
雨果《九三年》
启蒙运动
科学革命和理性至上：理性万能、科学万能
理性的重要功能：理性能够帮助我们改造甚至征服自然，所以应该也能帮助我们改造社会。
启蒙运动让理性挣脱了被束缚的状态。
历史观的改变
从传统的退步观或者循环论变为进步观：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启蒙救世：进步观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基督教中上帝的作用。
来自典型西方文化谱系的成分：白的、死了的和男的（white，dead，male）
对理性的反思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性”的大屠杀
马克思·韦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文明的症结所在，就是工具理性压过了价值理性。
II. 摘抄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试图把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做一番整体的考察，以发现其中演变的规律、过程和最终的结局。在他看来，在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不同的个体起着不同的作用，芸芸众生的所作所为就是创造基本的物质条件，为历史人物的演出提供一个物质基础。个体是这样，民族也是这样。有些民族是具有世界范围的历史意义的民族，发生在这个民族身上的事件往往能够影响整个世界的进程。而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民族，扮演的不过是陪衬的角色。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经常是不同的民族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样的观念会受到很多人的批驳。
今天，无论是欧洲、美国还是东方，都会有人反对这样那样的中心论。但事实上，在人类文明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扮演的角色确实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古典时期的希腊，再比如说近几个世纪的英国——地域和人口都很有限的城邦或岛国，却在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演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变动，往往是以某一个民族为中心来发生的。比如说文艺复兴，虽然人们也会谈论北欧的、德国的文艺复兴，但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意大利，是佛罗伦萨；就像我们说古典希腊文明，首先想到的是雅典一样。同样地，谈到启蒙运动，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有多种启蒙运动，各有其不同的思想立场和特征；我们今天也会讨论启蒙运动的不同传统，比如苏格兰传统等等。但是一提到启蒙运动，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核心地带，最典型的、最具影响力的形态，还是在法国。这一点还是毫无疑义的。
一场大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动，一方面肯定包含了不同的倾向、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个性和风格，文艺复兴是如此，启蒙运动也是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无论是置身于这个大变动中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还是后世的研究者和旁观者，也都会清晰地、几乎毫无二致地认定这个思想运动有它的统一性，有它一些基本的特点，启蒙运动正是这样的情形。
启蒙运动既有它的统一性，又有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如同别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大变动一样。而且在启蒙运动这儿，情形还非常地特殊。
举一个例子，以后我们要讲到的卢梭被公认为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卢梭实在是一个太特殊的人物，无论是他的个性、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倾向，还是后人对他的评价。对于有的人来说，他纯洁高尚得像一个天使，对于有的人来说，他实在是一个最无耻不过而又心理变态的人物；对于有的人来说，他的思想表达了人们对自由和平等的真诚渴望，对于有的人来说，他所谓的对于自由和平等的鼓吹，不过是要为一种极权专制张目而已。后世有很多不同的“主义”、不同的思想流派，都不约而同地把卢梭奉为它们的始祖。
18世纪的法国，表面上是一幅盛世景象，却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它在文化上毫无疑问乃是整个欧洲的首都。法国的专制王权是在路易十四的时候达到顶峰的。路易十四在位的时间之长，在欧洲是很少有其他君主可以相提并论的，和康熙皇帝倒是可以一比短长。路易十四的长期统治，使得法国的专制王权极其强大。法国是欧洲主要的国家当中，政府包办一切的痕迹来得最为明显的。直到今天为止，法国政府对于社会生活的管理和渗透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西方国家。路易十四在巴黎郊外的凡尔赛修起了一片宫殿，把很多贵族都集中到那里去养起来，免得他们妨碍王权的行使。最近我们国内还翻译出版过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制造路易十四》。制造，他用的是fabrication这个词，或许译成如今盛行的“打造”一词更准确。这当然不是说，要把路易十四这个人给制造出来。专制王权、一个国家的权力和权威，是要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人格的身上的。但是这个人是个凡夫俗子。路易十四虽然不乏雄才大略，可他的外表是非常平庸的，所以这个国家机器要发动很多手段，比如给他做假发，比如给他画像要画得比他自己更高大威武也更英俊，比如说要有一套礼仪，使得他出场的时候显得真像是具有太阳王一样的威仪——他是自称为“太阳王”的。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实际上人类的每一个政治体，为了表现这个政治体的中心权威的辉煌、光荣和他的超乎一般人的伟大，经常要采取各种手法。所以对于一个政治体系来说，仪式、建筑的格局等等是非常重要的。
路易十四有一句名言，叫做“朕即国家”，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我。
的确，西方现代史的早期发展的一个特征，就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国家，或者说以一个民族为主就构成为一个国家，西方的主要国家是按照这样的格局形成的。美国当然是例外，它是后来兴起的一个移民国家。
所以西方国家对于一个多民族而又统一的国家格局是不太习惯的，它天然地就有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认为一个少数族群必然有一种倾向，要脱离以多数人为核心的统治架构。比如说最近在西//藏事件上，不少西方人就有很多先入为主的成见。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和不同的经历，而人类的本性大概总会以为自己的生活乃是常态，而别人的生活好像不是一个常态，只有当别人的生活向自己的生活看齐以后，才显得比较正常。
路易十四之后是路易十五，这是一个比较平庸的君主，历史书上的记载常常说，他是后来法国陷入革命的罪魁祸首之一。但是他之所以成为这个罪魁祸首，倒不是由于这人多么地残酷，多么地有悖常理，而是他把自己的权力交付给一个一个的宠臣和一个一个的情妇。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历史书里面说，路易十五统治的后期，危机已经非常明显，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征兆，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了，路易十五说了一句话：“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后来我读到国外的著作里面有这句话的原版，用英语来说是：After me，the flood，在我之后，洪水就要来了。但我们的教材大概为了突出这个专制统治者的可恶，就把它译成了另外的模样。
革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我们的传统观念、我们过往受到的教育总是说，反动统治者昏庸无道，残酷野蛮，平民群众活不下去，最后只好揭竿而起，革命就由此发生了。
但是你要按诸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的革命，也许情形不见得都是这样。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大家知道，前几年有一种理论叫做文明冲突论，就是这个亨廷顿提出来的，我们的一些报纸还曾组织人批判。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苏联和东欧解体之后，原来的意识形态敌对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对于整个国际关系和将来的世界格局来说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是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儒教的文明、伊斯兰教的文明和基督教的文明之间的冲突。这套理论尤其在“911”以后，迎合了西方人解释现实和想象世界的需要；当然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批驳。
我们这里要说的，不是他后来的这套理论，而是他更早时候提出的也很出名的一套理论。他以前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涉及对这样一个问题的研究：历史上在不同国家所发生的革命，原因究竟是什么？亨廷顿研究了历史上的若干场革命，得出一个结论，简单说来就是：在有的时候，革命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发生在冲突最激烈、被压迫者民不聊生的地方或时刻。比如说法国革命，法国那时候是有各种各样的危机，但是当时法国的经济状况实际上是在转好。法国那时候是有阶级之间或者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压迫和冲突，但是比起中欧、东欧的很多国家来说，法国的贵族或者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之间的冲突是比较温和的，而且法国的当政者从路易十六起，还包括当时的一些重要的大臣、政治家，都在努力地想要改善局面。为什么是法国而不是看起来情况更加糟糕的欧洲其他国家发生了革命呢？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疑问。亨廷顿有一个说法是，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它想要变好的时候。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从前托克维尔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别的角度来说。
比如我们今天要讲的启蒙运动，我们说，一场革命，除了其他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以外，必须还要有足够的思想因素在里面起作用，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核心地带，的确比之欧洲的任何国家都更具备了思想的酵母，足以发动一场革命。但亨廷顿和托克维尔的重点不在这里。为什么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是它想要变好的时候？也许，一个原因是坏政府成为坏政府以后，它想要改好的余地太小。
也就是说，你要采取使社会矛盾变得和缓的变革，也有个时机选取的问题。比如说，经济高速发展、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在增加的时候，你要使这个社会变得和谐，比碰到经济危机的时候再来着手做这个事，总是要有利得多。这就仿佛发射航天火箭，有一个合适的“窗口期”的问题。对于坏政府来说，前面的人造孽太多，当事者能够做好的余地已经非常小了。
再有一个，亨廷顿更加强调的是这个因素，那就是说，当时在别的中欧国家或者东欧国家或者阴暗的俄罗斯，情况的确更糟糕，但是那里的普通民众对于现状已经逆来顺受，他们很难想象现状还会变得更好。而在法国这样的地方，普通的民众，甚至不少高高在上的贵族和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的人，都觉得现状是不合理的，而现实发生的变革又使得他们相信，现状是可以变好的，但是现状改善的速度、现状变好的进程，又离他们的期望相去甚远，于是他们的不满极大地加剧了。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心理期待和实际变革进程之间的巨大落差，反倒是造成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我们很概略地介绍亨廷顿的这一番理论，一方面是这和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解释紧密相关；另外一个方面，也是用一个例子来表明，我们有时候无意之中接受的很多观念，实际上不是那么站得住脚的。
法国在18世纪中期的时候已经危机四伏，但是即便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候，也是法国整个古典文化达到高峰的一个时期。其标志之一就是，法文在这个时候，在欧洲成了通行的文字，成了最高雅的文字。
凡是有过最辉煌、最光荣的经历，而后蜕化为二流的国家，对于新崛起的国家总是怀有一种奇怪的心态，包括土耳其等等都是这样的。
我们说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还有点关系，美国革命的时候得到了法国的支持，凡是法国人的仇敌英国人出事的时候，法国人总是喜欢插上一杠子，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法国的财政危机，从而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促成了法国革命。法国革命是1789年爆发的，革命一开始，好像和英国革命、甚至和美国革命有很多如出一辙的地方，都是国王、当局需要花钱了，但是要花钱就需要得到代表机构议会的赞同，所以被迫召开。一旦召开议会，议会里面的不满分子就会借这个机会闹事，法国革命也是这样开始的。
很多人把7月14号攻占巴士底狱看作法国革命的开始。我们今天都把巴士底狱想象成代表着封建专制的落后愚昧的一个象征。巴士底狱是一个象征，这点没问题，在整个中世纪的后期和现代的初期，巴士底狱的确曾是法国统治者禁锢反对派、禁锢异端人士的一个地方，但是实际上在1789年这个时候，巴士底狱已经没这个作用了，据史籍记载，那时关的好像是7个还是8个人，其中大部分是精神病人。但是没关系，攻打巴士底狱，主要是起着一种象征性的作用，法国革命由此爆发。法国革命被称为“大革命”，当然有各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可以概略地说，法国革命之大，一方面可以说因为它延续的时间长。对于它持续的时间有很多不同的算法，比如说把它算到拿破仑以自己的铁腕统治终于在1799年结束混乱不堪的革命状态的这个时候，也有一直算到1815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最后一点希望都破灭以后。它延续的时间非常之长，你要算到1815年的话差不多有26年了，要算到1799年，那也有10年。法国革命之“大”，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它的影响范围大。法国革命一爆发，人们就觉得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英国革命从以后来看，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但是它的直接影响，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被别的国家感受到。而法国革命一拉开序幕，当时的人们就评论说，这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件，它的影响很快就蔓延出了法国本土，俄国、普鲁士、奥地利、英国等等国家都卷入进来。我们这样距离遥远的国家，到后世还能够清晰感觉到它的影响。比如说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一直到中国后来各个阶段的革命者身上，都能够清晰地看到法国革命的影响。法国革命之所以被称为大革命，还有一个方面的缘故：可以说，它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还是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经济革命，它使得法国的整个政治、社会、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后，法国革命之“大”，恐怕还有一点，那就是它的残酷或者说“彻底”。革命不断地吞噬自己的儿子，后来变成一个巨大的绞肉机，革命的人今日革别人的命，后来又被别人革了自己的命，罗伯斯庇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后世流传的那位温和派的罗兰夫人的著名的临终遗言是：“自由、自由，多少罪行假汝之名而行！”
法国革命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后世的人们对它持有各种各样的态度，直到今天为止，它仍然不是一个可以让人们心平气和地来讨论的话题。
所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虽然过去了，但它们的影响没有结束，且一直在变化。
再有一点就是，人类的生存处境在变化，每一代人的情感、价值取向，生活理想也都在变化。我们总是要以变化了的社会情况和我们自己变化了的价值观念、情感取向，来重新看待过去的人和事件，我们对这些对象的理解、评判也就会不一样了。所以即便是以这些最简单的理由，盖棺论定这一点都不成立。
1989年法国革命200周年的时候，全世界范围内，以法国本土为中心，对法国革命展开了很多论战。直到今天为止，法国著名的史学家中有些左派和右派的研究者，有时候简直是彼此不能见面、更不能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所以法国革命的确是一场“大”革命，它的影响来得太大，得到的评判差别太大，人们对它怀有的情感的复杂性，也是别的革命无法相提并论的。比如人们今天谈起美国革命来，即使是英国人，好像也没什么太特殊的情感。美国人对于造成自己国家内部巨大裂痕的南北战争，可能有着非常复杂的心态；但也赶不上法国人，以及法国之外其他许多人对法国革命的观感的复杂性，这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面有一个说法，是说诗或者说文学比历史更真实，这话当然他有他的本意，我们暂且不管；而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话怎么说？比如说，一部历史，无一字一句没有来历，里面的人真的生活过，他做的事、他说的话，都确有其事。你可以说这历史好像再真实不过，但是一本历史书，即使它所有的细节都是可考的，都是查有实据、真实不妄的，但是它可能像一本流水账，我看完了也就完了；而文学，比如说一部小说，虽然有很多东西是虚构的，但是也许在这虚构当中，它可以使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一个事件、一个时代或者某一个人物在一个特定背景下的命运，从这个角度，你是不是可以说文学比历史更真实呢？也许有时候真可以说这个话。
狄更斯的《双城记》，或者雨果的《九三年》。“双城”指的是法国革命中的巴黎和伦敦，“九三年”指的是法国革命中公安委员会专政、进行“恐怖统治”的1793年。阅读这样的著作，也许你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法国革命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这两位作家的这两部著作，都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当时以及后世很多人对于法国革命的复杂的观感。一方面，革命的爆发有它的合理性，普通的受侮辱与受迫害的人们，要为自己的义愤找到爆发的出口，原有社会的不公正将会受到报偿等等。但是另一方面，革命一旦爆发，暴力本身就好像变成了一个目的，革命不分对象地吞噬所有人，包括那些对于平民百姓怀有最大善意的贵族，甚至不断地吞噬自己的儿子。这一切，尤其是在1793年雅各宾派专政的时期达到了顶点，让人们难以忍受。对革命所具有的合理性的认可，对革命的血腥和残酷的反感，对革命所揭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的肯定和向往，在革命中人们对于流血、杀害、阴谋和背叛的司空见惯、冷漠以待；这些东西同时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使得当时的这样两位大作家、也使得后世的人们对于法国革命充满了复杂的观感和认识。
什么是启蒙？康德说，启蒙的口号就是勇敢地运用你的理性。康德接着又说，这就是要使自己的理性不再处于受监护的状态。启蒙的时代就是理性摆脱了被监护的状态，摆脱了被传统和权威束缚的状态。启蒙运动的特点，首先是崇尚理性，理性被推崇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谈到科学革命的思想史意义的时候提到过，它给人们造成的影响，有可能是像产生在帕斯卡身上的那样一种感受：确定的世界没有了，整个世界是由冰冷的法则支配着的，这样的世界与我们有什么关联、又如何让人在其中安身立命呢？但是更普遍的情形是，人们对于人类的理性开始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信念。从前人的理性是微不足道的，人的智慧和支配、设计整个世界的智慧相比实在是太过渺小，人类要凭自己的智慧来了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奥秘，也被认为是亵渎神灵的。然而科学革命的进程改变了这一切，万有引力能够揭示出天体运行的规律，而人生天地间，还有什么是比这更深邃的奥秘呢？科学革命的结果，使得人们开始重新理解人所具有的理性。人类的理性不是微不足道的，它完全可以大有作为，完全有可能把握世界的终极奥秘。理性既然能够认识大自然的深邃的奥秘，它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然界，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社会；让我们面对大自然时，能改变人类的生存状况，面对人类社会时，也有能力让现实的社会变得更好。
与理性被推崇到这样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相联系的，是一种进步观念：人类社会在不断演进，物质生活和科技越来越进步，社会日益和谐，每个个体的生活更加幸福，整个社会从启蒙开始就朝着越来越美好、最后建立一个人间天堂的方向前进。这样一种历史进步观，在现代史上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它本身却不折不扣地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传统的历史观更为典型的是退步观或者循环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如此。……因此，“人心不古”不是好事，因为原初状态才是一个最美好的状态。这也是一种退步观。还有就是循环论，季羡林先生曾经说，20世纪是西方文化独大的世纪，21世纪应该是中国文化大放异彩的世纪，但是他主要的理由似乎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一种我们中国传统中常见的非常朴素的历史循环论，如同俗语所说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中国传统理论中（如宋儒）有不少循环论的模式。西方也有类似的理论模式，比如基督教传统中讲金、银、铜、铁四王国的轮回往复。
从科学革命开始，人类认识到理性的重要功能：理性能够帮助我们改造甚至征服自然，所以应该也能帮助我们改造社会。启蒙运动让理性挣脱了被束缚的状态。随着知识的传播和积累，每一代人的理性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起步，这就给人类不断迈向进步提供了保障。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登上高峰的历史，每一代人、每一个个体都尽可能地积累截止到他的时代所取得的成就，自身又再做出最大的努力，使自己能够成为人类进步历程的又一个阶梯。
在基督教中，个体的价值来自于神对他的认可；到了启蒙运动，人的价值在于他对社会、对未来所可能做出的重大贡献。我的牺牲、我的努力和奋斗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使得我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从启蒙运动开始，这样一种进步观念深入人心。未来一定会更美好，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几乎成了一种新的宗教信念。过往的人们，比如说传教士，可以为了上帝而牺牲，启蒙运动时代的人们或者后来的很多意识形态的信奉者们则是为了什么而牺牲？有很多是为了一种美好的未来而牺牲，因为相信进步，相信美好的将来一定能到来，相信自己的牺牲一定能够换取一个更加美好的将来。进步观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基督教中上帝的作用。
启蒙运动的又一个基本观念，是相信启蒙的作用，认为通过启蒙，人类社会就可以更加美好，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之为“启蒙救世”。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总有这样的时候，人们觉得人心不古，要挽救乱世，一变而为治世。
理性至上、进步观、启蒙救世，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一点也不陌生，因为我们今天文明的基础和假设就是启蒙运动所奠定的。回归还是反思、推进还是抵制启蒙运动的那一套现代性方案，至今还是争论的焦点。
那么，人是被理性所支配的吗？理性是驱使人们做出选择的人类精神结构中最有力的那一部分吗？对于启蒙运动时代的很多人来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19世纪后期以来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却揭示了人类精神结构中诸多非理性因素的重要作用。比如说，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人类的精神结构里面，有着意识明确的部分，但相比于更为庞大的潜意识和无意识的部分，就仿佛海底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而驱使人们进行活动和做出选择的，更其是海面下远为庞大的被掩盖起来的本能的东西。照类似的看法，在人身上，理性并不比非理性更有力量，相反的情形倒是更有可能。
究竟人是不是被理性所主宰和支配，这本身变成了一个有疑问的问题。如果是的话，也许现在的人类社会就不是这样，人类社会的很多事情会以不同的方式发生。
什么是理性的？什么是非理性的、不理性的、或者反理性的？对这样的问题的回答并非总是可以轻易就能做出的。或者说，某一件事情、某一个对象，我们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再理性不过的，然而我们再换一个侧面来看，它又却是最反理性、非理性、不理性的。
所以恶意、冲动、欲望这样的支配着人类、驱动着人类的行为和选择的力量，也是我们不可小觑的。
比如，人们总是会产生这样的疑惑：为什么那样一些人会做出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来？这些人和现在走在街头的德国人没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是，他们听更多的贝多芬，背得出更多的歌德的诗篇。
大屠杀需要非常复杂的技术条件才能完成，需要很少的人把犹太人管理起来，尤其是要靠犹太人自我管理。要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运输力量把他们运到东边的集中营去。不过这些车回来的时候都是空的，没有证据证明那些人在东边还生活着，人们当初就是由此推断出大屠杀的发生的。再比如把汽车车厢、还有澡堂改成毒气室，还要非常之有效地把尸体给处理掉、所以整个大屠杀这样一个超出人的理性理解范围之外的事情，每一步都是以德国工程师的理性来完成的，非常精确严密。
比如美国一个心理学教授米尔格兰姆（1933—1984），就设计了一个著名的实验。他有一个这样的现实前提：一个人的行为跟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之间的关联方式不一样，对人的心理和道德感造成的冲击是不一样的。
马克斯·韦伯把理性分成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有一个目标是我选取的，我认定了这样的目标本身是有价值的，是值得我追求的，这是价值理性。我不管目标何在，我要盘算的是如何以最有效的手段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工具理性。在不少人看来，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文明的症结所在，就是工具理性压过了价值理性。
18、19世纪的人们都相信进步，相信理性万能和科学万能。但是一方面，人所追求的目标是多元的，本身有可能发生冲突；而另外一个方面，理性至上也会发生变化，到19世纪就成了科学主义了。19世纪的一大变化就是科学引导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发展直接导致了社会的变化。
科学主义讲的就是科学管用、科学万能，进步当中出现的问题要靠进步来解决，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而这些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万能，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样一种思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一时。但是科学发展带来的最终结果，却使科学万能的美梦在欧洲破碎了。最早打破这场美梦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到1918年的这场大战，其残酷和血腥远远超过了从前，化学武器、坦克和飞机首次运用于战场，参战各方伤亡惨重。大家可以去读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你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场战争对于欧洲的巨大创伤，当时没有人会想到，仅仅20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让它变得小巫见大巫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中国的好几位著名知识分子就去欧洲考察，梁启超是其中之一。他回国后写了一篇《欧游心影录》，他说，从前欧洲人觉得科学万能，但是科学带来了飞机大炮和化学武器，带来了惨绝人寰的战争，科学万能的迷梦被打破了。梁启超由此强调中国固有价值和精神文明的美好。当时北大一位教授张君劢来清华做以人生观为主题的讲演。他说，科学能够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比如如何制造杀伤性武器，但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这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包括胡适、陈独秀都参加进来，后来就出了个小册子叫《科学与人生观》。一种看法是说，科学能够解决我们面对的物质世界的问题，但不能解决人生、道德和选择什么价值、重视什么价值的问题；另外一种看法是，科学不仅能够解决自然界的问题，如果高度发展起来，还能够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应当按照它所揭示的规律来建立自己的人生观。这是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的一场论战，涉及怎么看待科学，怎么看待人性，怎么看待进步。
但是我们可以说，“进步”这个词也是需要我们细细思量的，它也和“理性”一样地暧昧、复杂。一方面，在人类生活的有些方面，比如说物质的、技术的层面，我们大概可以在衡量和评判其中发生的变化时，用上“进步”这样的词，比方说，iPhone 5比iPhone 4大有进步；但在人类生活中别的一些层面，比如说文学艺术的成就方面，恐怕就很难说陶渊明比屈原、苏东坡比李白、歌德比但丁进步了。另一方面，任何的进步，如果我们肯定它是一种值得向往的过程的话，它总是相对某个参照系而言的：我们朝着某种值得向往的目标越来越近，就是进步。那么，人类的历史过程是不是越来越进步？可是，站在以赛亚·伯林的价值多元论的立场上来看，值得我们向往的价值是多元的，人类所要追求的美好的价值之间经常是相互冲突的。如果人间事务的情形真的是像伯林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在朝着某些更美好的价值越来越近的同时，也是离某些同样美好的价值渐行渐远的过程，那么，这个时候单纯地、片面地看进步，就显得过于肤浅和乐观了一点。
人类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吗？我们对这样的问题需要加以重新考虑，并不是说相反的答案就是对的，而是说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在离某些美好的东西越来越近的时候，离另一些美好的东西也越来越远。
启蒙运动以来这些构成现代文明基本预设的观念，用当下西方左派激烈的说法，它们和西方文化经典谱系中其他的构成成分一样，都来自具有这样一些特征的人物：他们都是白的、死了的和男的（white，dead，male）。
启蒙运动的这些观念曾经对现代文明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现代文明发展几百年之后也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导致了后世对于启蒙运动基本观念的进一步反思，进而构成了当代学术思想的重要理念。结合启蒙运动以来文明演进的轨迹，对这样一些观念进行反思，并不意味着否定和拒斥它们，而是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现代文明的症结。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