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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史导论》第一讲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西方思想史导论/彭刚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

#来自微信读书

#本书拿来入门和拓展还挺合适的,但可能对纯萌新不是特别友好。

#作者比较喜欢各种拓展延伸,有点兴之所至的感觉,所以就整理成如下这幅凌乱的样子。


一些整理: 

柏拉图的两本重要著作:

《申辩篇》:对苏格拉底的指控,以及苏格拉底对自己的辩。

  • 好译本:北大已经去世的重要的哲学翻译家王太庆先生的译本。

《理想国》:讲一个国家应该怎么样治理。

  • 《理想国》是中国对柏拉图这本书书名的传统的翻译方式,一般的英文文献里面,就把它称之为Republic(共和国),或者有人翻译成《治国篇》。

  • 当然我们要指出,“国家”这个词在历史过程当中也是不断变化的。在古希腊,并没有我们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它有的是城邦——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公民构成了一个政治共同体。

  • 但是因为这样一篇以苏格拉底作为主角的对话,最终谈论的,是要如何建立一个最好的、最理想的人类的政治共同体这个主题,所以中文世界历来把这本书翻译为《理想国》,就是情有可原的了。

  • 把人分为了三个等级:

  • 金子做的:philosopher-king(“哲人王”):治国者阶级,突出的智慧

  • 银子做的:guardians(卫国者):保卫国家的阶级

  • 铜铁做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农


一些启发: 

  • 轴心时期:公元前8世纪~前2世纪(特别是5世纪)左右,诸多古典文明突然飞跃发展的时代。

  • 如何拥有智慧?根据亚里士多德,你需要有好奇心,根据其他古希腊人的看法,你需要足够的悠闲。

  • 命题的重要性:对哲学而言,提出有价值的疑问比解答更重要。

  • 泰勒斯:哲学起源,万物的本原是水。

  • 名家的“白马非马”:讲的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之间的关系。

  • 苏格拉底是“助产者”,而不是“智者”

  • 智者Sophist:带有贬义含义,是指教导诡辩之术而不是真理的人,他们培养雄辩家。

    • 苏格拉底的“助产术”:通过引导你思考,让你不由自主地得出苏格拉底让你得出来的结论。

    • 苏格拉底也同样了利用理性和辩论能力,但他是引导人思考真理和智慧,而不是教导诡辩之术,但在缺乏分辨能力的人看来二者确实十分相像。

  • 柏拉图设立哲人王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多数人决策的民主,避免类似苏格拉底之死这样的悲剧。

  • 民主制度不是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最优解,但它是最不坏的一个选择,因为柏拉图理想中的“哲人王”和中国文化中“圣王贤君”是小概率事件,而民主可以避免很多昏庸君主的极权暴政。

  • 后世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柏克说,政治问题、涉及人类事务的问题,不是在善与恶之间,而往往是在各种不可兼得的善乃至各种不能同时避免的恶之间作出选择。

  • 在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中,柏拉图指天,比较务虚;亚里士多德指地,比较务实。

  • 对另一半称my better half的起源源自柏拉图在《会饮篇》中的寓言。

  • 我们学习思想史,更要紧的是要了解别人、过往历史上第一流的头脑在思考什么问题、是如何提出解决方法的,借此机会锻炼自己的思考能力。

  • 后世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柏克说,政治问题、涉及人类事务的问题,不是在善与恶之间,而往往是在各种不可兼得的善乃至各种不能同时避免的恶之间作出选择。

论述了很多关于分配正义的话题


摘抄:


20世纪一个德国哲学家,叫做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他曾经有一套理论说,在世界上古史上,有一段时期可称之为“轴心时期”。他所谓的“轴心时期”,指的是在公元前8至前2世纪、尤其是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各个古典文明突然都有了一个飞跃,实现了突破。好像这些文明,不约而同地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了。的确,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在中国,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古典文明辉煌灿烂的一个时代。直到今天,对我们文化传统影响最深远的一些基本思想已经成形。


如果我们看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会看到其中有各种各样非常有趣的评论,经常会在他的晦涩难懂的长篇文字里面流露出来。比如他爱说,智慧是从哪里产生的?智慧是从好奇开始的。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说法,是和古希腊人当时爱用的另外一种说法相对应而出现的,那另外一种说法是悠闲出智慧。


哲学作为对于智慧的热爱和追求,不是一套现成的需要传授的知识,而是需要人们不断地用全部身心投入来加以理解和追索的问题,所以对于这样的智慧之学来说,它并不是提供一套令所有人都认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答案。也许对于哲学而言,更重要的是提出有价值的疑问。


哲学史上第一个人物泰勒斯(Thales)。这第一个人物,留在哲学史上的是他的一个非常朴素的命题:水是万物的本原。


万物的本原是水,这好像是个非常粗陋的命题。但这个命题,是哲学这门学科的缘起。


因为“白马是马”这个正确的命题没有显示出人类思维水平的提高,而“白马非马”这个命题,以一种非常极端的形式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人类的生活,人类对世界的感受,人类相互的交流,都离不开语言。语言的基本单位中,概念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概念从哪来的?概念总是抽象而来的,它要代表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各种东西。

用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术语来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白马非马”实际上是把概念的抽象性的不同层次,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之间的关系,以非常鲜明的方式突显出来了。所以,我们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哲学思维,或者说人类智慧的表征,它经常不是提出一个正确命题,而是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


毕达哥拉斯学派还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学派,有很多奇怪的禁忌。早期人类智慧初开的时期,很多非常精妙的思想也经常会同很多古怪的宗教禁忌联系在一起,这是不足为奇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个基本论点,或者说一个基本信条,倒不脱数学家的本色,那就是强调数。

在毕达哥拉斯看来,撇开万物的表象,我们会看到某一种神秘的、和谐的数学关系,潜藏在万物背后,所以他强调数的重要性。其实,从哥白尼开始,一直到牛顿时代的现代科学的复兴,科学史上经常在谈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前提是,我们所研究的自然现象,在把握它的基本规则和规律之后,最终是可以把它总结成为一套数学关系的。这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是相通的,是其对数的信仰的复兴。


“Sophist”这个词当然是从sophia这个词衍变出来的,我们今天常把它翻译成“智者”。

苏格拉底早年经常和别人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别人也经常会认为,他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是在不断地诡辩,所以他被视为“智者”中的一员。“智者”是怎样的一批人?你要是对美国或者台湾地区的大选有所了解,就会发现,竞选人的口才和辩论技巧,在现代各种各样的民主政治中,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古典早期的雅典式民主制度中,一个人和别人辩论的能力,即说服别人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古希腊时期,就有很多非常雄辩的演说家,而且专门有一批人来教将来准备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出人头地的富家子弟怎么和人辩论,这批人经常被称为“智者”。这个词经常是带有贬义的,为什么?因为人们往往觉得他们不过是教人诡辩,他们本身并不是要追求真理,而是利用人的理性和辩论能力,为某一种特殊利益服务。

苏格拉底生活在那个时代,经常和人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让别人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所以他被人误以为和“智者”没有什么分别,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据说,他经常站在大街上和各种各样的人讨论,讨论的方式,他自己经常称之为“助产术”。“助产术”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跟你一块讨论,我不断地引导你。比如我们讨论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善?什么是智慧?讨论这些问题时,你原来的观点和苏格拉底完全不一样,但是苏格拉底通过抽丝剥茧的讨论,把你的思路引来引去,你最后不由自主地得出了苏格拉底让你得出来的结论。

苏格拉底的意思好像是说,他要做的不过是一个助产术,帮助你把你心里本来就有的正确的概念和思想,启发出来而已。当然,有很多人因此对苏格拉底非常之感激,因为苏格拉底使自己知道,原来自己模模糊糊的思想是不太对的,而自己完全有可能通过和他的讨论,得到一个高明得多的观念。然而,他也使很多人感到非常之丢人,因为苏格拉底每次都表现出在智力和道德上的双重优越性。这个人的存在,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但对于很多人,也许是更多的人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所以才会有了苏格拉底最后的不幸结局。


我之所以还被神认为有智慧,是因为我还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知道了自己的无知,知道了自己的智慧就在于了解自己还对很多东西并没有真正的知识,或者说,对于自己缺乏知识,他有明确的认识。

苏格拉底反复在谈,后世的人们也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没有经过审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的生活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但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没有经过自己的检验,没有经过自己的审视,没有经过自己的反思,这样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他好像存心在激怒雅典人、一心求死,所以后来有人评论说,苏格拉底好像非常希望自己早早地成为一个烈士,在雅典获得一个特殊的地位。


柏拉图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到了什么?我们待会儿谈到柏拉图那本《理想国》里面对政治制度的设计的时候会看到,柏拉图大概是绝对不会同意民主制度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是一种多数人说了算的制度。到今天为止,世界上大概绝大部分国家都会认为自己是民主制度,只不过认为自己实现民主的方式不太一样而已。很少有国家敢于公然说,不民主的才是好制度。但是在西方自古至今的思想史上,民主是不是就一定被认为是一种最善、最好的制度?

这是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反复谈到的一个论题。民主制度不见得是一种最好的制度,因为多数人并不就天然地意味着道德和智慧上的优越性。但是相比其他制度来说,它最不坏,或者说,它的好处相对来说更多,风险更小。它不是一个最好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追求最好的东西,而只能够在不那么好的东西当中,选一个危害相对比较小的、好处相对比较可靠的这样一种制度。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不是雅典人,是外邦人,后来才到雅典的,所以他对雅典缺乏他的老师和他的老师的老师(苏格拉底)那样的认同感,大概和这点也有关系。

亚里士多德之后,整个希腊文明也开始衰败了。


拉斐尔这幅画的中间是两个人,一个人在指着天,一个人在指着地,指着天的是柏拉图,指着地的应该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是一个充满了浪漫奇想的人,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诗人气质浓厚的人——虽然他在自己的著作里非常排斥诗人,总之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个凌空蹈虚的人物;而亚里士多德是一个非常注重现实世界和现实经验的这么一个人物。《雅典学园》展示了两个人的不同风格。


哲学经常被人认为是最普遍的学问,因为它关注的是宇宙,关注的是人生,关注的好像是世界最普遍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它好像又非常具有个人的个性。柏拉图是一个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我们刚才说的具有浪漫气质的文人。我们去看他的著作里面,很多既是充满哲思的哲学著作,同时也是非常之优美的文学著作,柏拉图有他诗人气质的一面,有他充满了浪漫幻想的一面。

《会饮篇》中,在场的人们谈到爱,有一个人说了一段寓言:从前,人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非常之厉害,有两个头,身上不是四肢,而是八肢,力大无穷,又有着非凡的能力,他因此非常之傲慢。而神也觉得人如此了得,威胁到了自己,所以最后干脆想了一个办法,把人一劈为二。人变成了只有原来的一半,对于神的威胁也就少了。而人被劈为两半之后,总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总是要不停地寻找自己的另一半,所以今天西方人要讨好自己的爱人的时候,就说她是my better half——不光说那是我的another half,而是我的better half,那个比我要更好的另一半。这种说法就是来源于柏拉图的这篇对话。

柏拉图最基本的哲学立场被称为“理念论”。所谓的“理念”,英文里面叫做idea,这个词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翻译法。我们怎么来谈这个问题?这是非常专门、非常复杂的哲学问题,但完全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产生的,也有可能从常识角度加以理解。


人类的思想若没有一定的抽象和普遍化的能力,是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思维的。

还是回到我们非常熟悉的概念和术语来,一些具体的、特殊的东西,和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比较抽象的东西之间,它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方式。一种方式是说,世间真实存在的只是那些非常之具体、非常之个别、非常之特殊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把它们之间共同具有的一些特性,在我们的思维当中抽象出来,寻找它们之间的共同点而已。


也就说在逻辑上具有优越性的、在先的、更重要的、第一位的是什么?乃是那个普遍的、一般的东西,这就是柏拉图式的思路。那么与此相应地,我们的头脑里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观念,各种各样的看法,各种各样的东西,柏拉图把它们区分为知识和意见。知识是什么东西?绝对正确可靠的东西。意见是什么?意见是模模糊糊有可能错的那样一些东西也就是说,关于理念,我们可以有知识;而关于世间各种具体的事物,我们只能够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有我们可以对它产生知识的世界,即我们的理性可以推知的世界;也有可见的具体现象的世界。


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欧氏几何最基本的出发点是点、线、面。点、线、面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吗?虽然我可以画一个图形来表示点、线、面,但是完全不占任何空间的点,或者说只有长度没有宽度、厚度的线,或者只有二维性质的面,现实世界当中存在吗?不存在。它只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之中,这是一个不可见的世界,我们把它画出来帮助我们理解它,帮助我们进行运算,帮助我们进行想象,但是我们真正的对它的推论,完全是在思想世界当中来运行的。所以有些东西是我们可以思议,而不能够真正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可以知道的世界和可以看到的世界,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理念的世界或者说那个普遍的、一般的东西所构成的世界,乃是一个更高的世界。现实的世界,由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东西所构成的世界,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低的世界,它模仿了更高的世界,是一个副产品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说,以上就是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基本思路或基本思想。


你可以设想,一个人,如果他的思维完全不能脱离他能够接触到的最具体、最特殊的东西,你可以说,他能够拥有的精神空间是非常之狭隘的,他的思维所能够达到的高度,也是非常之可怜的。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面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或者说有一个著名的比喻:有一些人,被囚禁在一个山洞里面,他们背对着洞口,面朝着洞里面的一面墙。在外面如果有人举着火把走过,他们在墙壁上会看见一些晃动的阴影,一些晃动的光亮,他们以为那就是真实的世界。一旦他们有朝一日能够从洞穴中被解放出来,来到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才知道,了解真实的世界,了解光天化日之下的世界,和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阴影之中,差别是多么的大!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人们的知识、人们的思想能够认识更加普遍的、更加一般的东西,而不局限在那样一些非常特殊、非常具体的东西之中,那么他所能够获得的思维上的跳跃,获得的思维乐趣,是从前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


我们可以说,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或者伦理学,都要探讨很多问题。比如说幸福,什么是幸福?这是一个人言言殊的问题,每个人的看法都非常不一样。这些基本问题,在苏格拉底时代,人们也在不断地讨论,比如说什么是法律,什么是道德。什么是法律?有的智者说:强者统治了整个世界,还希望统治得更轻松,于是就制造出一些规则,让弱者来服从,这就是法律。也有人说,弱者太害怕强者了,他们联合起来制造一些规则,让强者侵犯他们的时候也不得不有所顾忌,这就是法律。这是解答问题的不同趋向,但是它们都涉及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正义。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应该怎么样才是公正的,才是正义的?


人类一走出原始蒙昧的状态,就结合为各种共同体。一方面,人类不结合成共同体,就不能有效地发展经济、文化,抵御来自大自然或其他人群的威胁,或是从大自然中获得发展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另一方面,人类一旦结合成共同体,就会引发各种问题。比如就会有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应当是怎样的问题。又比如说,同一共同体中的人们彼此之间负有什么样的道德义务,等等。


有着各种意义上的正义,其中一个层面上的正义,我们可以称之为分配的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

一个社会中有很多东西是应该加入分配的,我们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原则来在人们之间分配这些东西,这就是分配正义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理想国》的主题。最近几年我们官方语言常说,要“让广大人民分享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涉及的就是分配正义的问题。

后世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柏克说,政治问题、涉及人类事务的问题,不是在善与恶之间,而往往是在各种不可兼得的善乃至各种不能同时避免的恶之间作出选择。分配的正义就具有这样的复杂品质。


柏拉图看来,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各如其分、各得其所,这就是正义。但是,人的能力会有不同,水平会有不同,所以每个人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就会有不同。因为每个人的能力、知识学问、智慧等等都不一样,所以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地位、不同的等级就是自然的。柏拉图把人的等级分成了三种。就好像物质世界各种不同的东西是用不同的材料做成的,人也是如此,有的是用金子做成的,有的是用银子做成的,有的就是破铜烂铁做成的。金子做的人是什么呢?就是哲学家。哲学是爱智之学,哲学家是最有智慧的人。只有这种人才能够管理国家,治理国家。如果由哲学家来管理国家,这就是最理想的一个社会,或者说是最理想的政治。这种人叫做philosopher-king(“哲人王”)。古今中外,很多人都持这种理想:找最有智慧的人来管理国家、治理国家。这种人应该就是哲人王。有的人是银子做成的,这种人的特色就不是他的突出的智慧,而是他的忠心和勇敢。这种人叫做guardians,就是保卫国家的阶级。他们不是治国者的阶级,而是卫国者的阶级,是第二等人。第三等人是铜铁做成的人,实际上就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农。人的知识是要有很多的闲暇才能够获得的。但是,铜铁做成的这些人整天劳动,没有什么闲暇的功夫,就不可能获得很多的知识,拥有很多的智慧。国家主要是由这三部分人构成的。如果这三种人都各如其分,就是实现了正义。


我们学习思想史,更要紧的是要了解别人、过往历史上第一流的头脑在思考什么问题、是如何提出解决方法的,借此机会锻炼自己的思考能力。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看为什么柏拉图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主事者如果没有足够的善意,难免监守自肥;倘若没有清明的智慧,又必定处置不当;而若没有足够的权威,则又不足服众。一种很现实的解决办法是民主、多数人说了算。可对于柏拉图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就是被多数人投票给处死了。可见多数人既不代表智慧,又非德行化身。一个共同体中终归得有权威说了算,而这权威只有结合了智慧、德行(善意)和权力,才能让人们指望,正义可以在人群之中实现。极目寰宇之间,也唯有兼具了智慧和德行的哲人成了王,这样的筹划才算有了落实处。这就是柏拉图所构筑的理想国中,只能由哲人王当令的一个缘故。

“分配的正义”是一个有着深刻的现实蕴含的理论问题。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利益分化非常严重的国度,近年来的发展,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带来很多深刻的危机。一方面是社会财富前所未有的多,远远超过了当年人们的预期;另一方面却在社会公众当中引发了对财富分配方式的巨大不满。为什么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的差别会引起一种不安的氛围?因为这个社会创造了很多好东西(social goods),但没有以一种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分配。


20世纪70年代以来,到现在为止,主导着伦理学和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论题,就是以1971年哈佛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一本书《正义论》引发的。它考察了正义的问题,集中在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分配各种好东西(goods)才是正义的这样一个问题上

罗尔斯的想法是:我们现在构成一个共同体,其中有各种各样要在共同体成员中加以分配的好东西。分配者在考虑分配的问题时,总是带着各种既定的立场,受到各种限制,因而总是有偏向的,即使努力地压制,它也会以各种方式悄然出现。所以罗尔斯就提出这样的理论推演方式:假定做出选择的人有一个“原初的位置”(original position),每个人都被一道“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所阻挡,分配者只能知道自己的情况,但不知道群体中其他人的情况,无法了解自己各方面的条件放到群体中与其他人相比较时,是处于何种情形。他既然无法知道自己在共同体中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他所推想出来的分配原则就应该是公平的,而且能够被所有人都接受。只有这样,分配者才能够做出没有偏向的选择,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推演出的分配原则才是真正正义的。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优先保障的是机会的均等,然后再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向处于不利情形的人倾斜。


不存在一种方式使每个分蛋糕的人都满意。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通过和别人的对话,设想出一个理想的政治统治方式,可柏拉图也承认这种理想状态要成为现实,只能是是靠偶然、靠机运(by chance)的。中国传统中也有一些很理想化的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设想,比如“圣君贤相”,比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我们也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思路,任何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安排,不一定能够达到最优(the best),但是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最不坏的(the least bad)。比如说,我不能够指望“圣君贤相”,但我能够指望实行某些制度,让坏蛋专政干不长;我不能指望一个中枢机构能够使计划经济最完美地运行,但是可以设想通过市场机制,使资源得到尽可能合理的分配;我不能指望分配完全公平正义,但是完全可以存在一种分配方式,让大多数人都觉得可以接受。


可是,柏拉图也承认,有智慧和善意的人能够执掌权力,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中国历史上的“圣君贤相”同样如此。相反地,更有可能的情形倒是,即便是有德行和智慧的人掌握了权力,长期执掌权柄,也会令他的德行和智慧都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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