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十五讲》陈旭麓著 读书笔记2
＊北京：中华书局，2008.7（2016.1重印）
#作者：陈旭麓：（1918-1988）中国近代史著名学者，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非常有名的大佬。
#本书比较古早经典，批判了很多特殊时代的较为极端的史学思潮，属于唯物主义史学，是近代史很好的入门级读物，主题兼容并蓄，十分丰富。
#个人向摘录和延伸（买了很久没读的书系列）
第八讲 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
1. 新军原起
新军既有别于旧军，也就是说新军优于旧军。当“自强军”建成时，梁启超曾记其事说：“全军操练仅八阅月，马军乃一月有余耳。而其士躯之精壮，戎衣之整洁，枪械之新练，手足之灵捷，步伐之敏肃，纪律之严谨，能令壁上西士西官西妇观者百数，咸拍手咋舌，点首赞叹。”[2]这里可能有所夸张，但是新军比起旧军来，确实表现为一种新的力量，这种新的力量对腐朽的清政府来说，却是一个矛盾。（p135）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记自强军》
不了解梁启超的军事素养，这些描写都是他的主观感受，他应该没有接触过真正的西方军队，只能和大清旧军做对比，自然得出了新军厉害的结论，还用在华西方人的赞叹来说明新军的优越，而且也未必能真的说明什么问题。
不过，“自强军”的训练竟然是可以被围观的，这算是扩展了我的认知，印象中很多部队的情况都是军方披露出来的。
清政府训练新军的目的，是想以新军来保护和稳定其正在动摇中的统治；其办法是采取对旧军的逐步淘汰，对新军逐步扩充，最后以新军代替旧军。可是旧军的腐败已不能保护其封建统治，而建立中的新军却不愿为封建统治效忠，且向着相反的方向演变，所以新军的产生和扩充，不意味着清朝统治的重新巩固，而是其内在矛盾的持续扩大。（p135）
逐渐扩充新军、逐渐用新军代替旧军的渐进式思路是可行的。但是，新军缺乏军队最需要的忠诚，新军的扩充只会让大清内在矛盾越来越大。
清廷想要稳定和进步，但过度保守和失败的清廷给不了“进步人士”需要的先进。
当然在我看来，有一个隐含问题陈旭麓老师没有提及，就是在太平天国之后产生的军权下放的现象，这可是破坏祖宗家法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这在《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以及其他对湘军、淮军等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3. 革命党人与新军
新军提倡始于甲午战争后，发展于义和团运动后，这个时候的中国，正经历着严重的变化，新旧冲突异常剧烈。顽固的清政府在这时也装出了一副要“革故鼎新”的姿态，举办了若干所谓“新政”，新军就是这些“新政”中的项目之一。顽固的封建政府要建立资本主义方式的武装——新军，它的本身就构成了难以克服的矛盾，即要求以新事物来维持旧统治的矛盾。（p139）
第一，清政府为了要改变旧军那种流氓和腐败的习气，选拔新军士兵的标准是比较严格的，入伍者都是些从16岁到20余岁不等的青年，他们多属破产农家子弟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p139）
第二，自1898年废八股、1905年废科举后，……那些既无法到外国去留学，也进不起国内的新式学堂的青年，投笔从戎成了他们的重要出路。（p140）
第三，清末的留学生运动，以留日学生为最多，其中有不少是学习军事的，……留日学生进军官学校，虽然清政府限制很严，……但这些青年，除了亲贵子弟和贪图富贵者外，他们在看到国家民族的岌岌可危和受到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影响，也产生了朦胧的反满情绪，甚至赞同革命。这种思想是清政府无法控制的。（p140）……由于他们是新军的上层或接近上层，对革命活动起过掩护的作用。（p141）
新军中还有一批洋务派军阀官僚，他们担任着高级、中级将领，拥高官厚禄，反对革命，如黎元洪就是这一类人的最著者。……他们虽欲抗拒革命而不可能。（p141）
新军的逐渐革命化离不开革命党人的宣传和争取
革命党人对新军展开的活动，首先是采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办法，这就是革命党人的投入新军或入伍为兵。（p141）
其次，是通过在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秘密地散发革命书刊，其中如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和邹容的《革命军》，文字浅显如快板，反满和反帝的态度很鲜明，对新军的影响很大。（p141）
再其次，利用组织方式开展活动。（p142）
革命党人对新军进行的活动和组织工作，其目的是在假新军掀起武装起义。（p142）
由于革命形势的推进和革命党人的活动，到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的大部分已革命化。（p142-143）
4. 武昌起义时的新军
新军虽然有很大的革命性，但是新军究竟不是革命党人自己革命的名义建立起来的武装，新军的本身即包含着革命和反革命两种势力，也有表示中立的，……就是那些举起革命旗帜、武装起义的新军，由于他们缺乏坚强的领导，不但对一批洋务官僚、立宪党人仍是认识不清，而且没有经过应有的改编和改造，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形成为强有力的革命武装。所以黄兴在就任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总长时，因“无主兵，命令难行”。相反，袁世凯却把一部分新军——北洋六镇，变为他自己的武装，成为一支强悍的反革命力量。毛泽东说：“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势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辛亥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认识到当时“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甚至害怕革命的彻底胜利，所以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一进攻，革命就失去了还手之力，结果只能以妥协代替斗争，以失败结束革命。
（1961年4月）（p145）
第十一讲 农民起义与人口问题
可以和我的之前的读书笔记对照着来看或阅读何炳棣全书：《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
中国是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农民起义最多的国家。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张洛行，上下两千余年，到底有多少次农民起义，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可能永久也统计不出来。这无数揭竿而起的农民战争，与不断增长的历史人口有没有内在联系，多年来我们不敢去碰它，也不敢去设想，因为一谈到这个问题就有点马尔萨斯嫌疑，谁不想去做马克思而去做马尔萨斯吗？（p165）
马尔萨斯嫌疑可还行，原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是个贬义词啊。
1. 从洪良吉谈起
乾隆、嘉庆年间有个著名学者洪亮吉（1746-1809），他在经学方面是个汉学家，在文学方面是个骈文家，在哲学方面是个无神论者，这些方面都不足为奇，与他同时代的这种学者大有人在，奇的是他是中国第一个人口论者。有些书和文章对他的人口论已有所阐述。
何炳棣教授的书称洪为“中国的马尔萨斯”。
3. 正比——反比——正比的矛盾规律
第一、人口激增同地主阶级的加紧剥削和农民失去土地成正比。（p170）
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主要人口是农民，人口增长的绝大多数也必然是农民。如前所说，由于人口的增长，清初平均每人占地10亩，到嘉庆、道光年间就不如2亩了。在这个演变中，地主阶级的人口增多，也就是兼并之家日多，造成土地日益集中，大批农民势必失去土地，由自耕农变为半自耕农、佃农，以至失业游民。这个趋势，是和人口增长成正比的。（p170）
第二，生产水平低，人口激增与农民的生活水平成反比。（p171）
第三、人口激增与农民起义的频繁及规模成正比。（p171）
上述正比——反比——正比这个公式，在于表明从乾隆以来激增的人口，对太平天国革命前后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及其斗争的影响，是说人口的激增加速和扩大了这种矛盾和斗争，不是说人口的激增决定了这种矛盾和斗争。（p172）
人口激增激化矛盾和斗争只是一种现象，人口不是矛盾和斗争的本质，因此解决矛盾并不意味着一定就要解决人口，还有别的途径，比如增强生产力，吸纳大量失业游民……。
4. 促进与延缓
农民起义是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尖锐化表现，它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向前发展。……一个社会如果经常处在人口过剩的压力下，长期动荡不安，并不利于积蓄财富，改善条件，扩大生产。事实上，社会经济的繁荣，文化教育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总是在统一承平的时候。……（p172）
有点王朝循环/历史循环（不知道确切的词语），大意就是：土地兼并——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土地重新分配——土地兼并……；越到王朝后期，统治集团越来越臃肿，土地兼并的现象越严重，人民生活地越困苦，此时再来点天灾人祸外族入侵，王朝就没了。
以及和平确实是积蓄和发展的前提，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概念有很大争议）也是出现在明朝晚期。
生产力是发展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人又是生产力的最积极因素，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加，有了足够的劳动力那个地方就会兴旺发达起来；反之，则地不能尽其利，物不能尽其用，就会长期处于贫乏状态。……但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如果人口过分膨胀，超过了那个社会的负荷，有利因素也就会变为不利因素。（p172）
大清的人口膨胀应该还有很多别的因素（望了哪个学者提出的了，引入了番薯等高产作物），远远超出了大清有限的农业社会承受范畴，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负面问题：生活水平下降，读书人高度内卷，秘密会社兴起……而且大清禁海严重，由于敏感的政治因素，人口压力也无法合法外移。
发展农业，主要靠追加劳动力，深耕细作，经营农副产品。多少世代以来，儿子多就是劳动力多，儿孙绕膝就是福气好，成为这种小农经济的人生信条。等到人口大大增加，剥削和贫困与之俱增，社会岌岌可危，封建统治者没有任何法子来解决这个难题。……他们不是没有“良策”，他们的“良策”是：借欺骗的软手法来缓解矛盾，缓和不了就严酷镇压，这就造成了封建社会的循环动荡和不稳定。（p173）
改用的旧方法都已经用了，但人口增加的还是太过了。
而且由于大清特有的对外政策，在中后期四周没有敌人，大清是蒙古的天可汗，西藏的守护者，周边国家的天朝上国，所以亦无法通过战争来大量消耗人口。（但有战争）
这个“良策”太抽象，一下子我想不到具体的实施方式，大概就是镇压地方动乱和严禁秘密会社？至于欺骗的软手法，该不会是指大清提倡的一些人伦吧？
我们从历史的实际角度出发，探讨人口激增和农民起义问题，与马尔萨斯并无相似之处：一、马尔萨斯是用人口论代替阶级论，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顽固地对抗马克思主义；我这里是说人口膨胀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这对矛盾的激素，在阶级社会里，人口的增减是直接受到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制约的。二、马尔萨斯是把战争当作消灭过剩人口的重要手段，鼓吹战争；我这里是说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下，人口激增会激化社会矛盾，对农民战争的发动和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对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我们揭露他的反动本质，分析他的谬误所在，是完全必需的；对他维护资本主义世界，希望其永世长存的意念，当然应该持否定的态度。但也不能因此就连他所揭示出来的问题也一概抹杀。他至少提出了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的矛盾和要控制人口，这个问题至今还是世界各国特别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是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我国不是仍然在承受着经济落后和人口膨胀的强大压力吗？对于一切事物包括理论上的分析批判，如果陶醉于纸上的胜利，而在实际上却是失败的，那么这种胜利就毫无意义了。
（1979年3月）（p173-174）
查了下百度，马尔萨斯（1766-1834），马克思（1818-1883），两人著书立作的时间应该没什么重叠，不存在马尔萨斯对抗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但应该可以说马尔萨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不合。
以及马尔萨斯是否有掩盖资本主义矛盾、鼓吹战争的居心，以及希望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由于缺乏对其著作的研读，我对此持保留态度。
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马尔萨斯的理论确实有谬误的，我认为马克思的研究和思考比马尔萨斯更深入、更透彻，更接近问题的实质。
以及这篇论文写在1979年，陈旭麓教授应该没有读过何炳棣教授关于明清人口的著作（没被翻译成中文）。
第十二讲 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
以前在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中看到过秘密会社，最重要的三个组织：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白莲教及其在华北的分支天理教。（华南称会，华北称教）
中国的秘密会党，天地会发轫于17世纪（康熙年间），至18世纪后期连同前此的白莲教在南北各省盛行，至19世纪更遍及各地，几乎有井处皆有会党的踪迹。它们成为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前后极为流行的秘密组织，而又为家喻户晓的社会势力。
瞭望世界，这时的西方早已风行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政党，而中国还是这种秘密会党的王国，明显地表现出中西社会正在拉开差距。（p177）
秘密会社有这么流行的吗？有点超出我的认知。
不过拿秘密会社和西方政党虽然有些神奇，但确实有其合理性，部分西方政党一开始也都具有秘密性被当局打压。但这只是属于表面现象的比对，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实质和核心：比如说生产力和阶级（特别是西方的新兴阶级）。
一向把会党起义归之于一般的农民起义，没有将会党起义的特殊性表述出来。因为会党不同于一般农民起义的一哄而起，它是由一种经常性的秘密结社在组织、发动；由于它的长期活动，其中有许多人以串连对象、联络会众为职业，不仅那些头目多是“久走江湖常在外，游遍天涯显奇能，三教九流皆知晓”的人物，就是大量固定的成员也每每是身无恒业、生活不稳定的人群。所以，会党的构成，愈到后期主要是游勇游民，即那些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这个人群是下层社会中极不安分的部分，他们来自农民和手工业者，……但朴厚性格已从他们身上慢慢消失，他们且同市井吏胥乃至地方士绅有更多的联系，他们要依附官绅，官绅也要利用他们，当然，两者又是相互戒惧的。至于一般穷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则往往是在磨刀霍霍行动起来了才大伙卷入。这固然是农民起义的共有现象，但在会党起义中原有会党分子不仅是发难成员，而且在起义队伍中占得比重也很大。（p177-178）
有地种的农民更多地是稳定的，朴厚的（相对吧）。但是会党吸纳的则是社会中的不安定分子，他们也许曾经是农民，但如今已经脱离了朴素的农业生产生活。
造成这种会党的社会根源何在？我们得从清朝的政治、经济的消长来看：清朝的统治到乾隆、嘉庆年间已由盛转衰，安抚和控制力在削弱中；……大量劳动人口从农业和手工业的园地上被抛出来，相率流入市井，……他们通过会党的结纳，或投入山堂，或自成帮伙。这不是健康的社会现象，而是社会的病态征候，是社会病态学应该研究的内容。
（p178）
对农业社会的大清来说，人口问题是无解的。大清的经济还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大量发展工业吸收闲散人口未免有些不太现实。
百度百科：社会病态学，亦称“社会病理学”。研究社会解组和社会失调等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产生于19世纪。
会党势力固然遍及穷乡僻壤，但其组织枢纽和最活跃的部分，多在城镇，特别是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水陆码头。……所以天地会各派繁衍于东南沿海与长江地区，并随着华侨的足迹远布东南亚和太平洋彼岸的美洲。……
天地会是基于政治上的抗清要求而产生的，在其开始只是明末遗臣中的志士在民间秘密传播，后来才在社会矛盾和社会病态中支蔓开来，经济上的不正当追求和联系日增。（p179）
海外华人是一项有趣的课题，其历史渊源和复杂程度也许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不过这种研究找材料肯定很复杂，不知要跑多少个国家的博物馆、图书馆等等。（不可能所有资料都上网的）
天地会成为经常的秘密组织后，经过长期活动，年年岁岁结纳了大量不安定的社会人群。……“患难与共”、“敛钱分用”的互援互助，成为会堂弟兄的行为准则。天地会会规中的“十禁”，主要就是有关互相援助的约章，……广西会党中的“米饭主”为来投的穷人提供衣食和其他需要，而各人打劫强豪所得则归堂主支配，更典型地反映了经济上的互助要求。这绝不是偶发现象，而是会党长期活动和发展的重要保证，如果没有这种经济上的广泛联系，单凭政治上的“反清复明”愿望，天地会就很难持续两百年而又有如此广阔的天地。这种经济生活尽管是畸形的，却吸引了千百万穷苦无告的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以反清为目标的会党，在清朝被推翻后之所以仍然潜滋暗长，就是这种畸形的经济生活为其支撑。（p180）
对连农民都做不成的贫苦人民来说，吃得上饭能活下去才是他们最关注的事情（甚至都不用吃饱）。
发散一下思维，想起了部分基督教的传教，也是用食物和帮助之类，即奉献来吸引信众接纳并信仰，在云南的偏远乡村中教堂随处可见（表述可能有夸张）。当然，基督教在华传教也有很多误解和阴暗面，在此不加赘述。
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会党的形成和发展，自乾隆、嘉庆以后越来越与家族、行会两种社会组织有鼎峙之势，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它不但不受封建行政传统的限制，也不受家族与行会组织的约束，可以称得上是家族与行会组织之外的第三社会组织。（p181）
过去是家族、行会、会党这三大社会组织。现在中国这种模式的社会组织应该基本没有了，可能除了某些还残留着“兄弟意识”的公司企业。
会党既然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横向社会组织，它们用什么法子来维系各个山堂的秩序而不至败坏，它们的会规“三十六誓”、“二十一则”、“十禁”、“十条十款”等，有很大的约束力。这与家族之有族规、行会之有行规一样，且更严厉。“三十六誓”中规定，凡违者一经查出，动辄处以七十二棍、一百零八棍，重则“洗身”（处死）、“三刀六眼”。（p182）
为什么会党能一直高度保密（虽然家喻户晓）？除了成员不受主流容纳之外，就是严厉而有效的惩罚制度了吧。
它是秘密结社，与公开的家族、行会组织的合法性不一样，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异己力量，早在康熙年间即已悬为禁令，后来禁除更严。……它与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越来越脱轨，……它所结纳的是各种破产了的为自然经济容纳不了的人群。……会党中的家长式统治、帮伙行为仍具有普遍性，而各个地区各有山头的山头主义尤为突出。这是它出现于家族组织和行会组织统一社会经济体系中，不可能截然与之分离而成为互不干涉的社会组织。（p183）
会党具有时代性，虽然具备一定反抗精神，但依旧吸纳了不少时代的糟粕。
会党发轫于反抗异族统治，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是愤恨的。（p188）
到了19世纪20世纪之交，久已华洋杂处的中国，城市经济特别是大城市，畸形发展；农村在凋敝中吹来了都市之风，自然经济急剧解体，社会上的游离份子越积越多，恶习日增。他们无业可就，就了业也朝不保夕，投入会党以求一逞的人于是越来越众。会党势力随之膨胀起来。……据记载，清末全国约有两百多个名目的会党，“每省不下二十余万人”。20世纪初年城乡发动的各种群众斗争，……无不有会党力量渗入，有些还是会党径自发动的。可以说这时的城乡斗争，没有会党势力的参与是成不了气候的。……但大多是遇事而发，事败而止，即无统一的旗号，也无适时的战斗纲领，摆不脱流寇主义和盗匪习气，反封建的意义仍然有限。纵观会党的各类斗争，只有在它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并渐知“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从而向往孙中山，才走了自己原有的天地，真正成为反封建的力量。（p188）
经济问题引发了社会问题，开放港口后大量外来产品进入中国，对自然经济造成了震荡。
真是个武德充沛的年代，一些乡村里村民之间大规模地持枪械斗会不会也有会党势力的掺和？不过感觉会党成员大都汇集在城市和港口，真正留在乡村比较少（应该算地方豪强）。
以及理解了一些早期党史出现的个别现象。
由于会党本身所具有的的破坏性，前此是破坏清朝，可以与革命者结合，共同打击封建统治者；革命后，对于盘根错节、破坏成性的会党组织，予以解散，是势所必然。但是绳之以法的同时，应有安抚和教养的措施，化消极为积极。惜乎当时草创的革命政权，面临乱丝一团的局势，来不及从容部署，只好采取“辟以止辟”的方法。（p190）
革命指的是辛亥革命。
会党，早已作为反动、消极势力被清除了，由其源远流长，触须所及，至今还时有它的阴影在晃动。我们需要研究它，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演变去研究它，摸清它之所以形成为特殊的社会组织。同时，我们要认识中国社会特别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解剖会党是很重要的一环。甚至可以这样说：不懂会党，就不会懂得进入近代前后的中国社会，或不能全面地懂得这个社会。
（1985年）（p191）
这么看来，会党是清朝和近代社会动乱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社会经济出了问题的一个病态的表现。
相关著作：李子峰编著：《海底》；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朱琳：《洪门志》
第十三讲 军阀与近代中国社会
参加西南军阀史研讨会上的发言。
归纳：军阀的出现和混战，在政治和军事上是因为缺乏全国性的统一，在经济上是因为利于割据的地方性小农经济。
1. 近代军阀的演变过程
什么是近代军阀？（只是两个前提，不是下定义）
我的理解，所谓军阀，最基本的有两条：一是有枪，二是有地盘。首先，军队、武装是国家的统治工具，而且是重要的统治工具，是属于国家的。把武装、军队变为个人所有，是构成军阀的一个前提。其次，军阀必然要有地盘，形成封建割据。没有无地盘的军阀。（p195）
军阀都是视军队如命的。（p195）
近代军阀的酝酿阶段：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他们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军阀。
军阀的形成阶段：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辛亥革命。
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北洋军和武昌起义后的某些都督，形成了后来割据混战的军阀力量。这种历史现象，是辛亥革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而造成的。（p196）
军阀割据混战时期（典型时期）：护国战争~1927年
护国战争推翻袁世凯，但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力量来取而代之。维持统治形式的北洋军阀，此时已处于分崩离析。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主要是北洋军阀和西南军阀两大体系，但各自内部也不统一。北洋军阀在袁世凯死后出了几大派，有皖系、直系、奉系。西南有个军务院，好像是个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也是虚假的，内部有蜀军、黔军、滇军等等。军阀割据混战，就是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出现的。（p196）
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这种现象也不是中国近现代才有的，过去也有过。……从中国历史上看，军阀割据混战往往出现于前一个统一破坏之后，但这种割据也是下一个统一的准备。这个阶段，是近代史上一个最乱最糟的时期，或者叫做军阀的全盛时代。（p197）
军阀的消亡阶段：1927-1949年
与军阀混战相比，蒋介石这个大军阀形成一个表面统一的政权。但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的统一，直到最后他本人逃出大陆时也未完成。（p197）
某种意义上，蒋介石的军队是蒋介石的，而不是国民政府的，这让他的地位超然而无可撼动，也让他成为了军阀。
所以，近代史上的军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连同蒋介石的统治一同消灭的。从全国范围来讲，军阀的消亡不是以前，而是在1949年。（p197）
所以说，近代军阀是和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始终的。而军阀本身也有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随着整个近代社会的新城代谢，军阀最后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p197）
这就是陈旭麓知名的新陈代谢论吧，打算以后读一读他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3. 军阀割据混战局面的形成原因
这种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在世界各国是罕见的，可以说是中国独有的，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毛主席过去说了两条：一是分散的小农经济，一是帝国主义的分裂剥削政策，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两条哪一条为主呢？前面一条为主。近代的买办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的产物，军阀则是原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就有土壤的，帝国主义的分裂和剥削政策加深了、助长了军阀的割据和混战。（p199）
应该说这个规模的军阀割据是中国独有的吧，至于这个时间段军阀割据混战罕不罕见，以及什么程度算罕见，这真不清楚。
统一的民族市场经济不发展，地区与地区之间联系不是很紧密，交通不发达，各地区可以自给自足。……这是有利于割据的。那天林超同志讲到，我们红色割据也利用这个。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来讲，这是个落后状况。（p200）
红色割据的军队不属于私人所有，所以不可能是军阀。
以及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有其优势所在，但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的世界来讲确实落后的生产力低下的。
生产不发达，人往哪里去呢？当然有一部分做了产业后备军，不多。有些沦为盗匪。还有的出路就在当兵。军阀一树旗杆子，城乡几万人可以集中起来。四川的军阀为什么一下子就是几万人，十万人，十几万人，农业人口没有出路是个重要原因。……这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不但经济上落后，军阀的兵源也来自这种经济形态。……军阀所以割据，主要与分散的农业经济，生产不发展有关。做土匪也可以一下子拉起很多人。（p200）
为什么农业人口没有出路？近代工业化的失败。
但是辛亥革命并未建立一个可以发展生产的政治环境，所以他们的愿望也落空了。要根除军阀，还得消灭军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改造这个社会基础，改变过去小农经济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我们这些年大量地做了这个工作。（p200-201）
指的应该是三大改造。
4. 军阀所反映的近代社会的复杂关系
军阀头子们五光十色的出身：
清代的武官。
行伍出身，比如冯玉祥。
受过新式军事教育的（国内或日本），是使用近代武器，指挥近代军队的。
土匪头子，比如张作霖就是东北的红胡子，广西的陆荣廷就是绿林好汉，以及各地小军阀。
他们的信条是有枪就有势，枪多势大，兵多势大，这是他们真正的信条。……这些人很多是尊孔读经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封建标志。他找不到旁的东西。还有一条，他们这些人还搞扶乩迷信，有时拿来作为打仗的指导。……他们还算是受过近代军事教育的，就是这种意识形态，我们今天看来是笑话，他们觉得那是真理。（p201-202)
当然，他们也还有一种意识形态，接受一点资产阶级的东西，拿这个东西做个花招。……大军阀说我要统一，小军阀说我要自治，资产阶级的东西就变成了军阀割据的玩意儿。（p202）
军阀虽然可能口中说着资本主义那一套，但实际上意识形态还是更接近封建主义。
5. 军阀代表人物的认识
对军阀的代表人物不要一概而论，要有分析。中国近代历史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具体地反映在各种代表人物身上，所以不能简单化。我们研究军阀史，不是为军阀招魂。我们是为军阀唱葬歌，是说明那种历史现象，杜绝那个历史现象，肃清这种残余的思想。（p203）
（1982年8月）
研究历史不是为了批判或者褒扬，而是为了说明历史现象，从而进行应有的扬弃。
以及，也有一些说法袁世凯在为人处世上是个好人，他当初做皇帝也不乏是被手下们忽悠瘸了。（当然这是不应该的）这方面没仔细研究过，只是泛泛而谈。
第十四讲 略论演化中的中国近代文化
中国的近代文化与中国的古代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它是古代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但不是直线的延续和发展，而是绕着弯子走的。因为明清之际中国的思想文化出现过的高峰，并没有进入近代文化的领域，也没有推向近代。中国由古代到近代的转折，是在西方的冲击下，借鉴西方文化，发挥其固有的融合力，变外在为内在，才进入近代文化领域的。在近代的急流中，原封不动的固有文化也是罕见的，它们只是作为古代文化而存在的。（p208）
中国近代史中大致有两种范式：西方中心的“冲击——回应”模式和“中国中心观”，后者是70年代后才在美国出现的，大概差别在于中国进入近代化到底是外因比较多，还是内因比较多。
陈旭麓教授的此段论述应该更倾向第一种。
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地位，除了进入近代文化领域的文化外，还有存在于近代中国的许多古代文化。这里说的不是保存于博物馆图书馆的古代文物，也不是指该继承发扬的古代文化，而是表现为民族惰性、保守性的古代文化，那些该淘汰而未淘汰的东西。毛泽东说的半封建文化，确切地说是半封建社会中的封建文化。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仍全然是封建的，另一种夹杂在经过改造和新生的事物中（有的更是依附于某些大旗下），包括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前一种情况愈到后来愈少，后一种情况则大量存在。（p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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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科学在西方是以理性揭露宗教的黑暗统治而成长起来的；在中国为揭露明朝的极端皇权政治曾经活跃起来的，但不像西方由文艺复兴、启蒙思想一直发展下来，而在清朝以强悍的少数民族统治而停滞了。直到鸦片战争后，在强敌压境的资本主义刺激下才开展起来。
（1988年）
此段的论述似乎更倾向于“中国中心论”。
不过陈旭麓教授本来就是中国的史学大家，有其自己的思想方式，没有必要一味地用西方范式来套。（只是个人学习认知的方式）
书背
近代中国是我们祖国刚刚走过来的昨天，与我们的生活如此亲切，它的遭遇和前进更不能不使我们百回千转地思之了。
近代社会的巨变，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是那样激励着自己的心弦，使日益以万象杂成、新陈代谢飞速的近代社会作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机。我并不是像思辨哲学家那样由概念推论出存在，而是认真地考察历史的势态，占有资料，从存在去思辨事变的由来及其演进，寻找它的规律。虽然未必尽当，但我是这样努力以赴的。
个人认为，近代中国是里我们最接近的一段历史（当代史除外），可以解释很多现在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因此对比较现实主义的人来说更有思辨的价值。
对大清和民国认识多了，你对现代社会的各种忍耐度会直线上升，觉得现在实在是太美好了。（这种估计会被批判为比烂思想）
以及，你总会在一些熟悉国家的身上，看到熟悉的大清的影子，以及发现世上很多国家连大清都不如，甚至连封建的事情都做不好……（拿大清作为衡量标准的原因大概是我对当代史缺乏这种深度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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