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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美）何炳棣

＊译本：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1(海外学人)

＊原著：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何炳棣（1917年－2012年6月7日）被公认为用近代方法研究中国史的世界第一人，研究领域非常广阔，包括明清人口、经济、社会史等等，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复制于豆瓣）

#经典老书，原版只比我国年轻了10岁。

#旧书重读+解惑式阅读：只看结论，想看看本书和马尔萨斯理论的关系，和唯物史学做下比对。

#塑料经济学水平，只是试图理解

前言

在中国人口的发展史上，没有哪一段的重要性比从 1650年(清顺治七年)至1850年(道光三十年)这两个世纪更大了。在异常有利的物质条件和清初统治者的“开明专制”治理下，人口激增，到1850年可能已达4亿3千万。结果是到18世纪末，中国的资源已变得极其窘迫，以至经济陷人了当代学者所熟知的困境。（p1）

熟知的困境指的应该就是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源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摘自百度百科）

本书的目的在于使读者理解不同类型的人口数据的性质，并试图对在近代早期和近代中国人口为什么能够增长提出初步的历史解释。因而本书基本上仍是一篇制度和经济史论文，而并不企望它是人口统计分析。这方面的人口学技术性的论文自应由人口专家来撰写。（p2）

本质还是研究历史，属于制度和经济史。

结论

直到18世纪第三个1/4期间，当时人还几乎都将人口持续的迅速增加视为无比的福祉，但到该世纪最后25年时，深思熟虑的一代中国人已开始为从该世纪最初数十年来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准明显的下降所震惊。如果说从高度繁荣到经济越来越紧张的转变比较突然，那可能是由于到18世纪第三个1/4的中期人口，大概已在2亿5千万上下，这样的数字作为适度人口已经过大，任何按比例的进一步增长都会使增加的总数大得可怕。如果各地不同时期所发生的经济状况的恶化属实[2]，那么“中国的马尔萨斯”洪亮吉(1746-1809)对18世纪末经济形势所作的概括和分析似乎适用于全国大部分地区。（p317）

[2]诚然，不少19世纪早期的方志还在记载持续的经济繁荣，但在一些每平方英里耕地的人口密度已经很高的丘陵区，甚至在乾隆十五年(1750) 之前繁荣已告结束。例如嘉庆四年《全州志)卷4页2下证实，在桂东北当地老人的记忆中，直到雍正后期还是天堂，但在18世纪第二个1/4以后经济形势每况愈下。

在18世纪中后期，中国人的平均生活质量开始下降，丘陵区比平原地区生存压力要大。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即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第一版问世前的第五年，洪亮吉在贵州学政任上写的两篇著名论文《治平》和《生计》[3]中，阐述了许多与马尔萨斯的观点相似的想法。一位当代中国学者将洪氏的人口理论总结归纳为几点:

1.生活资料的增加与人口的增长不存在直接的比例关系。在100年左右的时间内，人口可以增加5倍至20倍，而由于受到土地面积的限制，生活资料只能增加3至5倍。

2.像洪水、饥荒和瘟疫一类自然控制不能消灭剩余人口。

3.依靠别人为生的人比参加生产的人多。

4.人口越多，人均收人越少。但由于人口比货物多，支出和消费力会更大。

5.人口越多，劳力将越不值钱，但货价将会越高；这是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而货物求多于供。

6.人口越多，人民维持生计越难。由于支出和消费力越来越大于杜会总的财富，失业人数将增加。

7.人民中财富分配不均。

8.在饥荒、洪水和瘟疫之类自然灾害中，那些无财无业的人将先会受冻饿而死➊。

对于缓解人口过多及其影响的可能性，洪氏说：

日:“天地有法乎?”日:“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日:“君相有法乎?”日:“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缺）之;禁其浮靡，抑者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缺）库以赈之。……” 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

（p317-319）

[3]洪亮吉 《卷施阁文集》(《四部丛刊》本)甲集页8上一10下。

➊C.F. 冷(译音)《关于中国的马尔萨斯一洪亮吉的札记》1953年10月。

电子书有点不清晰，一些字看不清。

没想到乾隆年间竟然有如此的言论，长见识了，真不愧是“中国的马尔萨斯”。

洪亮吉是贵州学政，贵州又是一个多山的丘陵地区，在18世纪末人口问题肯定是相当严重，才让洪作出了如此的论述。按照学者转述的理论，人口多代表着劳动力贬值和消费力上涨，变成了买方市场，供小于求，按照市场调节自然会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准暴跌。而且自然的水旱疾疫并不能减缓人口的增长，开垦荒地也有限（特别在山区），移民的话……移海外吧，中国到处都是人。

洪亮吉与马尔萨斯一样，不能预见技术革新和科学发现对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影响。所不同的是，马尔萨斯是在分析了一切可以得到的有关人口问题的资料后才阐明他的抽象理论的，而洪亮吉却读错了，或者至少未致力钻研官方人口数据的确切含义。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论》的修订版中，尤其是在他以后的经济论著中构成了一个理论体系，而洪氏的思想是不完整的，他的数量说明是不负责任的。但洪氏人口理论最严重的缺点是他未能理解报酬递减规律，而马尔萨斯却最终理解了并使他那粮食增产的算术比率不至成为纯粹的谬误。但平心而论，洪氏的思想是独创性的，在同时代那些书呆子中，他是最敏锐地掌握了经济状况变革的人。

马尔萨斯的局限性，他生处农业时代，认为生产力是有限的，因此人类无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作者可能在之前章节说明了和洪亮吉的不符合之处吧，单看这里我是看不出什么的。

查了一下百科，马尔萨斯曾经在剑桥大学主修数学，虽然他身为牧师，确实后来公认的英国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数学水平很高。而洪亮吉则更多的是一个中国文官士大夫，应该缺乏相应的数学素养，以及清朝的学术更倾向于考据学等等，数学水平值得质疑。洪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论述，大抵是出于他的工作经验和对百姓的观察，而不是出于严谨的数学分析得出的。

我大胆假设，马尔萨斯可以算学术派，而洪亮吉可以算实干派。

法国古典经济学家杜尔格提出的报酬递减律：从一定的土壤所获得的报酬随着向该土地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数量的增加而有所增加，但随着投入的单位劳力和资本的增加，报酬的增加量却在逐渐减少。（摘自百度百科）

精耕细作终究是有限度的，突然想起了内卷，这是另一个问题。

汪士铎(1802-1889) 对人口问题做了最警世骇俗的现实的讨论。汪氏于威丰五年至六年(1855-856) 间在被太平军俘获时所记的《乙丙日记》，是研究太平天国起义的背最和早期活动的重要资料来源。他是因持续人口增长造成愈益贫困的千百万无辜受害者之一，尽管他的曾祖是富商，但到他出生时家庭已极其贫穷，以致在他少年时就被送往商店当学徒。为了嫁女略备妆奁，他就无法为患肺病的第一位妻子作有效的治疗，为此抱恨终生。在他的五女三子中仅有两个女儿长大成人，但都在19世纪50年代惨死。他的辛酸经历使他变得愤世嫉俗，对普遍的人口过多，他认为: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

根据汪氏的诊断，19世纪中国的痼疾既不是治理不当，也不是国民缺乏创造力和勤奋努力，主要是来源于人口与经济资源间不成比例的增长。他所建议的救济措施是放松对溺婴的禁令，甚或鼓励普遍采用此法；多设尼姑庵并禁止寡妇再嫁；推广使用使妇女不育的药物；推迟男女婚龄；对超过一二个孩子的家庭课以重税，将剩余的男女婴儿统统溺毙，体质最佳者除外。困扰着近代中国的人口过多和普遍贫穷的问题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经完全存在了。

回顾这些，我不禁想到一个很大的历史嘲弄：作为人口增长的推动力之一的康熙、雍正的“仁政”却播下了大清帝国衰落灭亡的种子，并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困难。

来自19世纪的暴论，惯例性重男轻女，还提倡溺婴，不过有提到避孕、晚婚晚育和少生和优生（？）等。

人口问题导致了种种清代社会现象，大量破产者加入了秘密会党，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分子……但清政府似乎一直没有有效的应付措施，依旧闭关锁国（虽然有开放通商口岸），在这方面算是相当摆烂了。（也许是我了解得不够多）

在中国经济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下，“仁政”的理想已永远成为泡影。对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税减免只是临时性的，中央和省政府的财政窘迫很快就使大量增加预征和额外加征势在必行。全国官员普遍贪污更加重了百姓的赋税负担。随着长江下游地区从战争创伤中得到部分恢复，地租又成了加剧农民经济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中国进入军阀时代后才是最坏的日子，那时国家的经济储备少得可怜，以致自然灾害不相称地夺走了大量的生命。即使在国民党统治的22年间，也几乎没有年不打仗。总而言之，1850年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综合状况就是：国家似乎不得不以进一步降低生活水准为代价以安排养活更多的人口，如此而已。

60多年前的判断了。